我们玩的第一副麻将是竹子刻的现金棋牌游戏,这一点倒很符合它的文化渊源和品位。

到第二天,一副就不够用了。

另一副马上被人抱来,估计是家里淘汰下来的,每张牌由绿白两色劣质塑料壳组成,以劣质胶水黏合在一起,中空,内装优质泥沙以增加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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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麻将的记忆这篇文章能给你提供帮助。

　　如今已记不清是谁第一个把麻将引入大学宿舍的了,这个问题也成为我们毕业十年聚会时争论的疑案之一,有好几个人希望组织上认定那个沙漠上的布道者是他,为此吵得脸红脖子粗。

　　我们玩的第一副麻将是竹子刻的,这一点倒很符合它的文化渊源和品位。

到第二天,一副就不够用了。

另一副马上被人抱来,估计是家里淘汰下来的,每张牌由绿白两色劣质塑料壳组成,以劣质胶水黏合在一起,中空,内装优质泥沙以增加分量。

几圈下来,用做麻毯的床单别说睡人,就是睡刺猬都嫌硌得慌。

　　看了两圈消化掉规则之后,我战战兢兢地上手,十三张牌不能摆放成一条线,必须得仨一群俩一伙搁成几个小堡垒才能算清楚。

第一把听的是东风与六万对倒,以我精深的数学知识马上得出结论,六万出现的概率远远低于东风,而我当时混乱运转的脑子是记不住这两口叫的,只能把东风一张牌像情人的名字一样在心中紧张地念叨着,所以当有人打出六万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反应,两圈之后才后悔得恨不能坐科幻电影中的时间机器回到那张六万被打出手的瞬间。

　　在以后十几年的麻将生涯中,我屡次被一个个笨手笨脚的新手摧残。

事实上那天我也以同样的方式摧残了别人——与六万失之交臂后的第三圈,我亲手将东风抓到了手里。

确认无误后,我擦擦汗稳定了一下情绪,学别人和牌后的潇洒姿势将牌摊开,处女和就这样诞生了。

　　我到北京上大学后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去了趟动物园,满足了一下儿时的梦想;大学毕业后几个同学重逢,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吆五喝六地在自己的屋子里打了几圈麻将,满足了一下大学时的梦想——在不用担惊受怕的环境里痛痛快快地打麻将。

　　毕业几年后,见到了已经退休的张科长。

这时也成为上班族的我已经能跟他平等对话了,但仍心有余悸,就邀请他打了两圈麻将,消解一下当年一打麻将就怕被他抓的阴影。

　　“你们这些学生啊,真不懂事,你们的条件这么好,就是不知道好好珍惜,哪像我们,当年想学习都没地方……”在饭桌上,张科长又开始了他语重心长的唠叨,但这一次我们却真的是听进去了,尽管已晚。

　　像张科长这样的学校行政人员往往有一个被蹉跎掉的青春,所以他们一见我们这种败家子就气不打一处来。

这样的人还包括另一所兄弟院校的另一位科长,这样的话也被这位科长在一个男生宿舍中说出来过。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他隐隐约约听到这个宿舍中有麻将声,就敲响门。

报明身份后,等了颇有一会儿,他才被请进去——宿舍里只有三个人,看起来不像在打麻将。

扑空后的他略显失望,准备好的一肚子训话也得说出来才不至于憋得慌,于是就坐到床边,跟这三个学生开始了苦口婆心的思想教育,与张科长那番话相仿。

他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屋里确有四个人正在玩牌。

为了伪造现场,他们急中生不智,让一个人爬到了窗外手扒窗台隐藏起来。

　　科长的忆苦思甜刚进行了不到六分之一处,窗外传来一声惨叫—— 一个学生从二楼掉下,小腿骨折。

打麻将的人有手疼的,有眼疼的,有头疼的,有心疼的,从1989年那个秋天开始,又多了个一打麻将就腿疼的。

　　那年寒假回到家中,看父亲跟邻居玩牌,我手痒得坐在他旁边,听牌后帮他抓牌,以准确的手感摸出是不是他需要的那张。

那时的我混蛋地得意着,但以现在的心情看,作为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对麻将的熟练掌握程度肯定令老父亲痛心不已。

　　但当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对麻将的痴迷已经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能够代替的了。

客观地评价,这种狂热让我们的青春显得十分轻狂,但以当时枯燥的学生生活来看,麻将是为数不多的调剂。

　　很快,麻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绝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点可以从大家的外号中窥见一斑。

有了麻将之后,我们的外号迅速由原来的家畜、家禽、蔬菜、身体部位类扩展出新的内容,比如一个人叫“田五根”,那很明显地说明此人擅长和五条,跟他一块儿玩牌时一定要把五条早早跑出去或在牌局后期捂得严严实实的。

　　十几年过去了,居然有一些同学混成了名人,但如果那些追星族知道他们青春期时的行径后,光环肯定荡然无存。

比如一个被别人视为作家的同学,他的外号叫“王四桶”,不言而喻,他擅长开四饼的暗杠。

那个著名节目主持人衣着光鲜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但你要知道他的外号后恐怕要吓一跳——麻风病——这个令人恶心的称呼是因为他曾经在某一夜像个疯子似的连庄七把。

　　某IT英雄向别人吹嘘他刻苦求学的经历,但知道他老底的人都知道,当年他看别人打张四万没事儿,就跟了张七万,结果点了个清一色一条龙,这一奇耻大辱令他当场口吐白沫,被人掐了几下人中后,又接着玩下去。

他的这一笑柄和敬业精神成为当时我们好几周内的谈资,甚至熄灯后女生在床上聊的也是那张七万是多么极度危险。

　　一个人说起自己的麻将史,津津乐道的多是那些辉煌战绩,而现实生活中的麻将多是由失意组成的,比如你刚听了牌,那张打出去的闲张给别人放了炮;比如你拆了边三万留下四七饼的搭子后,连抓四张三万;比如你刚决定不做七对,却像娶了李双双一样连抓九对;又比如你连续多少圈连个杠都开不出来,让你不得不怀疑数学概率的非科学性……

　　一沙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人生莫不如此。

面对麻桌上的逆境,每个人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有人如丧考妣,有人强作镇定,有人风雨不动安如山,有人使我不得开心颜,有人指桑骂槐,有人指天骂地,有人感到万分沮丧,有人开始怀疑人生。

　　我一般情况下是哀叹:“我的母亲啊,你的长子被他们欺负了。

” 母爱的力量往往令她的大儿子咸鱼翻身。

　　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老赵身上。

那一夜在我家打麻将,经历了大半夜如同金子般的沉默后他终于崩溃,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对着天空中那一轮明月哀号:“我的嫦娥姐姐啊!你快可怜可怜我这只迷途的羊羔吧!”

　　月辉如水,静谧地照着我们这些芸芸众生。

　　麻将与人生哲理有关,诸如“炮牌先行”、“先胖不叫胖,后胖压塌炕”之类。

当你输得裤子都没了,那些得理不饶人的战士还在旁边笑眯眯地给别人发短信:“此处钱多人傻,速来。

”这样的屈辱经受多了,不用看什么刘墉卡耐基,自然就能成为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人。

　　某天深夜,我与三个人激战正酣,一个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时刻来临了,我来了一把三连杠然后杠上开花—— 一把对我而言空前绝后的牌,当时我恨不能揪起自己的头发往半空里跳,相信那栋楼的许多住户和他们的宠物狗都被我回荡在夜空中的欢乐号叫惊醒了。

　　等我平静下来,看那三个人无动于衷地看着我,心中马上就是一凉——把欢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中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咱们事先可没讲好这种规矩。

”一个人一脸坏笑地说。

　　那俩人把头点得跟鼠标似的。

　　如果这会儿能有一两个看客,还有可能让他们帮我说上两句,现在我的胜利可是处于人单势孤无人喝彩的地步。

我几乎要哭出来:“哥几个,求求你们,承认俺这是把大牌吧,你看俺多不容易。

”

　　最后他们高抬贵手,算我开三个杠(而不是三连杠)加一个杠上开花。

澳门一名七旬翁涉以高息投资房地产和赌厅为名，诈骗一名女事主近二百万元。澳门初级法院合议庭经审议后，认为被告以不法方式将涉案金钱据为己有，裁定其一项相当巨额诈骗罪成，判囚三年九个月，并赔偿过百万元。

　　从此我明白了,一个太过得意的人,如果周围都是因为他的得意而失意的人,那么他就有被其余人联合起来废掉的可能。

我学会了老老实实做人。

　　再看到那些当着下岗职工的面玩小姐的志满意得的贪官富商们,我不禁替他们捏了把汗。

　　北京的房子对许多人来说像大熊猫一样珍贵,也像大熊猫一样养不起。

这使得这座城市显得很没有人情味儿。

　　而在其他城市,一个人要想得到一套房子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当年一结婚就分了套房子,惹得北京的朋友垂涎三尺,杀奔我家庆贺。

新房不太好用,专门用做麻将室的小厅暖气尤其不足,宛若露天,大家围着围脖喷着响鼻打了一晚上的麻将,到天亮时腿都木了。

我请他们去某宾馆吃早茶,里面暖洋洋的,久寒乍暖,大家全都浑身发痒,犹如冻伤,这一细节可以与《林海雪原》里的剿匪战士相媲美。

　　又有一次,我与太太饭后在楼下散步,远远看见停下一辆出租车,下来斌斌、小强、老赵三人,原来是不宣而来战。

我对太太说:“你看来了几个人?”

　　“那哪儿是人啊?分明是三块麻将。

”太太产生了深深的幻觉。

当晚,四块麻将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几年后,我又回到了北京。

下车的瞬间,已经没有一点是块麻将的感觉。

忙与盲的生活就这样开始,我融入北京奔波操劳的人流中,再提起打麻将的事儿,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力有余而人不足,人有余而时间不足了。

　　每天起大早去上班,偶尔会在路上看到几个脸色介于臭豆腐与酱豆腐之间的哥们儿挥手拦出租车,一看就是宵战欲归的情景。

抬起眼,又见白色的鸽子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掠过,便会想起那段与麻将为伴的闲适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