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澳门在农曆新年期间赌收遭受重创，据业界统计数字显示，农曆新年期间，澳门贵宾厅赌收同比下跌40至50%，中场亦跌约30至50%，而期间赌收只有6亿澳门元。业界又预料疫情若持续未息，相信2月赌收可能会大跌3至4成。在艰难的营运环境下，澳门几间主要博彩中介人集团均仿效博企，呼吁或要求员工在短期内尽快放补假或年假，以减省营运成本。

“卡农”“中介”“水房”……你可知道，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词语，在电信网络诈骗背后的黑灰产业链中，却有着别样的含义。

“我也是听同学说只要给卡就有钱赚”“拉其他人还有分红”“警察来抓我，我才知道自己犯罪了……”坐在审讯室里的00后男子小常向民警讲述着他一步一步走向犯罪深渊的经历。3月1日，山西晋城市公安局向社会发布信息，随着常某的落网，阳城警方在“两卡行动”中，彻底打掉了这个长期盘踞在晋城市的“跑分”犯罪团伙。破获涉及全国各地的电信诈骗案件258起，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103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77人，惩戒26人，涉案金额达11亿余元。

有着金字塔式的裂变和分成模式

2021年8月，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一犯罪团伙，长期盘踞晋城市收售“两卡”。经缜密侦查，警方初步判断这伙人疑似“帮信”人员，阳城警方立即成立专班展开侦破工作。此后，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仅晋城本地就有数百人参与收售“两卡”，而且参与人员大多都是自己在向上线卖卡后又发展下线收卡，他们有着金字塔式的裂变模式和分成模式。

“之前我觉得挣钱没有想象的那么难，直到被抓那一刻，我才追悔莫及。”嫌疑人小常含着眼泪向民警供述，刚步入社会打工，挣得少花销大，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大手大脚，自己羡慕不已。有一次参加聚会，一位学长推荐了一个赚钱的门路：“银行卡+身份证照片+手机卡+U盾=1000元人民币。”这么容易的赚钱门路让小常警觉起来，再三询问学长是不是有风险，学长解释只是在卡里来回转转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错过就不会再有。就这样，小常利用此方法轻松赚钱后，很快从卖卡的“卡农”变成了收卡的“卡商”。

“我们初步掌握的线索，这伙人有很多都是在校学生和刚毕业的青年。”办案民警介绍，这些群体由于涉世未深又急于挣钱，容易被贩卡团伙拉拢、利诱。这其中，有的毕业生在寻找实习机会、社会兼职过程中，由于法治观念淡薄，被犯罪分子、团伙所利用；有的交友不慎、识人不明，在所谓“朋友”“老乡”的引诱、教唆下出租、出售“两卡”；有的在利益诱惑面前迷失方向，一步步陷入违法犯罪泥潭，从办卡、卖卡发展到组织收卡、贩卡，成为潜伏在校园中的“卡商”。

“洗”一万元黑钱最少可挣20元

“卡农”所有的努力，最终目的便是“跑分”赚取“佣金”。

根据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在“跑分平台”注册会员账户后，会员必须在该账户绑定一定数量的银行卡，再向平台指定账户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即可获得等值积分的“跑分”资格。该账户绑定的银行卡每接受一笔该“跑分平台”转入的资金，该账户就会减少等值的积分，会员根据网站的指令将绑定银行卡内的资金转账到指定银行卡后，即可获得绑定银行卡转出资金千分之八的“佣金”，该会员账户增加本次转出资金和获得相应“佣金”的等值积分。

会员需提现时，通过“提现”菜单提交提现的金额（在积分限额内），跑分平台即会将相应资金转到会员指定的银行卡内，自动减少等值积分。

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就是通过利用陌生人的卡帮诈骗集团洗钱，每走一万元可获取20元到80元不等的佣金。”

在充分摸清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和人员信息后，根据前期侦查掌握的情况，办案民警奔赴晋城市各县区，历时6个月，先后在泽州县大东沟镇、泽州县柳树底镇、高平市米山镇、阳城县北留镇等地抓获涉“两卡”嫌疑人103名，缴获银行卡600余张，手机卡、U盾、POS机、手机等涉案物品一批。至此，该犯罪团伙涉案人员全部落网，打击电信网络“跑分”团伙案件成功告破。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非法“洗钱”中隐藏着各类“帮凶”

百余人的犯罪团伙，将11亿元涉案资金“玩弄于股掌”，案件的侦破，也揭露了电信网络诈骗背后最主要的帮凶——非法“洗钱”新近滋生的各种犯罪套路和手法。而“卡农”“中介”“水房”等产业“黑话”，也从侧面揭露了隐藏在诈骗分子背后的“帮凶”们，以及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的种种灰暗行径。

“卡农”——专门为电信诈骗等犯罪分子提供银行卡用于流转涉案资金，进而非法牟利的犯罪嫌疑人。在已经破获的相关犯罪团伙案件中，犯罪成员中有一半以上的角色都是“卡农”。他们年龄普遍较小，近年大学生涉及此类犯罪逐渐呈现上升趋势。很多高学历的“卡农”，法律意识淡薄，被警方抓获前都“天真”地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殊不知早已触犯法律的红线。

“中介”——通过社交软件招募，并组织、率领一定数量的“卡农”，为上线“水房”提供资金流转业务，从中牟取一定比例手续费的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团伙中，通常为了彼此“安全”，“中介”之间都有“行规”，那就是，在业务中“互不交叉”。这些“中介”熟知该产业操作流程，通过微信、QQ等社交软件，以“跑积分”“刷流水”等噱头，利诱“卡农”加入。一般，“中介”召集到一定人员后，与上线“水房”协调，定好各自的利益分配后，组织“卡农”开展实际业务。这些“中介”经验非常丰富，选人条件十分严格，“有涉案记录的不要”“银行失信的不要”，为了此后的业务顺利开展，他们只挑身份干净的“白人”。

“操盘手”——“洗钱”活动的具体操作者，“水房”的亲信人员。这类人群熟悉各种电子转账软件的操作流程，一方面能够迅速、及时地实现涉案资金流转，另一方面能够为犯罪分子涉案资金的安全到账提供保障。诈骗而来的资金能否“快速又安全”到账，都取决于这条产业链的关键一环——“操盘手”。据悉，由于金融监管机构限制措施的不断加强，手机银行转账超过一定额度时，需要利用刷脸、指纹等生物识别来实现。在此过程中，为避免“操盘手”见“利”思迁，将资金转向他处，“操盘手”的角色设定必须是“水房”身边的可靠之人。

“水房”——利用“卡农”或“中介”提供的资金流转“服务”，与产业上游的电信诈骗团伙单线联系，开展“洗钱”活动的犯罪组织或个人，根据资金流水总额，按一定的比例抽取佣金。通过“水房”，犯罪分子大量涉案资金的流转需求得以实现。